“人类社会是有组织性的，因为组织性，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效率超越了世间一切生物。但是要维持这个组织性是需要部分人站出来维持的。这部分人在现代社会中是管理者同时也是脱产着。以现在的士兵为例，除了战斗士兵一般不参加一线生产，士兵就是脱产者。一个纯农业时代北方的不满千人的村庄可以出兵五十人。这已经到达极限。任何一个壮劳动力在农村都是非常宝贵的。
可见在农业时代一个村庄可养的脱产者是有限的。而社会管理者，也就是村庄里要慎重对待的小官吏，也是脱产者，我们工农党扎根在村庄的管理者是有村庄本地人选举，以及农业学院委任分配的。参与管理，平时下地干农活。但是并不脱产。我们真正的脱产管理者，应该是在乡一级别。负责调配进入乡村的工业品与乡村的农业产品交换。在数字上我们县基层脱产管理人员是大明的官吏的十倍左右。但是我们的效率要比大明更高。
因为要算脱产者还要算另一部分人，士族。自明朝科举开始，每个村庄就都兴文风。一个男子如果考上了举人，对村庄的意义要大于十个几壮年劳动力。因为士族可以免除大量土地税。可以在政府组织分派的工程徭役方面，有所偏袒。这个阶层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，逼迫封建王朝政府让渡地方上的管理权力，却自己取得了地方上的管理权力。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二个步骤，兼并土地收取地租。1644年大明土地地租均在五成以上，江南地区部分达到七成，这么多财富，让士族日益壮大的家族可以脱产。这里的脱产不仅仅是让士族不用干活，而是可以购买大量的丫鬟仆人脱产伺候他们雇佣家丁习武保护他们。
然而这一部分脱产人口对于整个社会是毫无意义的。女子绣花，缝衣服，泡茶，一天所劳动的活仅仅是让身为老爷的地方管理者更舒适，有时候甚至为了更有面子的礼数。可是如果是在工业社会中，这位女子进入纺织厂，一天劳动生产的布匹，却可以让一百个人有衣服减少多余的身体热量消耗，让这一百个人将更多的体力，投入生产中。
前者的劳动对社会财富增生并无作用，后者的劳动却可以让社会其他人更有效率的劳动。现在我们的社会大部分人还在温饱线附近徘徊。每一个人离开社会都无法独自存活，南亚野人的日子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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