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先生像主持毕业典礼一般，从一个个小圆桌当中穿行而过，走到舞池东南角摆好的一个的木质小讲台后。他把证婚词打开，摆在眼前。
“我同谢骛清相识在保定，和在座诸位一样。不过我和他还有另一层渊源，谢老将军在清末开过不少讲武堂，家父曾是谢老将军的学生，”他抬眼，并没照着读，那稿子早记在了心里，“那年，他自南方来。谢老将军的最后一个儿子，唯一活着的那个，这是见他前，家父对我说的。我受家父所托，去车站接他，没接到，回了学堂的校舍，看到他已经在整理床铺了。他带来的一个行李箱里除了两套军装、衬衫和换洗里衣，都是他父亲写的兵书手稿，他一路北上，就在整理这些。”
那年，清朝尚未覆灭，军校尚未更名。十几岁的谢骛清独自一人北上。
“他初到保定，京城有人专门派车来接，要他入京，和世伯们一聚。因是私人聚会，我说，你小子把军装换下来，换套年轻人喜欢的西装去，”邵先生说到这里，笑起来，“他说，他从十岁开始就只穿过军装。说起来，他人生第一套正经的西装，还是我送的。”
大家笑。
“对他和何二小姐的姻缘，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多，”邵先生道，“但他和何二小姐这么多年，始终如一，我们这些身边人全看在眼里。当年军校校训第一条，就是守信。这一点，谢教员贯彻得十分彻底。”
众人又笑，谢骛清也笑了。
“我一个军人，证婚词写不好，说的都是闲话，”邵先生最后合上那页证词，神色郑重，“今日邵某人有幸，在此处，与诸君一同见证谢骛清将军和何未小姐的婚礼，吾与诸君，伏愿两位新人，合两姓以嘉姻，敦百年之静好，携手百年，白首不离。”
邵先生竟像毕业讲台读过致辞后，敬了一个军礼。
谢骛清立身而起，军靴并拢，在啪地一声马刺相撞的轻响里，回以一个相同的军礼。
像回到初见那年，谢骛清于新生校舍内，理平床铺，他回身，见到了姗姗来迟的老学长。煤油灯的光，照亮了军校的夜，一副副陌生而又对重振山河充满期待的面孔，聚集在围墙马厩旁。那年聚集的人，有的早就成尘成土，能活着坐在、站在这里的，都是幸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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